今年的这一场疫情防控攻坚战，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速度”之伟大。从此次疫情防控表现来看，我国拥有一套相对高效的医疗物资应急响应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存在诸多短板。从现实国情来说，我国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还不完善，关键医疗资源的储备也不够充分。

  非典过后，我国就意识到建立防疫医疗物资储备的重要性并试图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以应对未来的危机。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专业人才的短缺等因素，使得实施的效果并不算理想。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地迎来了医疗基建大潮，“小汤山”成多省标配；各级政府也都将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的完善视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但这样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事实上，疫情的发展存在着时空不平衡的现象，因为有了“封城”这样的有力措施，疫情暴发更多地只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地区，别的地方只有少数病例出现。虽然扩大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是未雨绸缪，但是无层次地建设、生产和储备其实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那么，各个地区究竟该怎么样储备医疗物资，才能既不浪费资源，又能应对危机呢？医疗物资的储备问题实质上是储存成本与应急响应时间之间的一个权衡问题。我们该制订结构化的医疗资源储备计划，科学规划，提高储备效能。

  对于像口罩、防护服这类产品，我国拥有原材料以及完整的供应链，且生产周期短，储备难度并不大。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储备半成品或者原材料的方式来降低库存成本，同时保证相似生产线的运作，以便缩短响应时间。比如，与汽车行业合作，在必要情况下助力口罩的生产，等等。

  但对于像ECMO、有创呼吸机这样的高端医疗装备，国内企业没办法生产，供给严重不足，这是我们的短板和弱项。对我国现阶段的医疗储备来说，这类技术上的含金量高、无法快速独立生产的医疗资源，是我们应着重关注的关键医疗资源。解决这类问题的核心和最终途径必然是加强关键技术和元部件的研发，实现独立生产。在还未实现独立生产的过渡阶段，核心元器件的采购和储备就显得很重要。我们还可以在沿海地区或者物流中转地区建立加工厂，以便在海外采购完元器件之后能尽快投入生产加工。

  国家级应急物资储备主要有实物储备、合同储备和生产储备三种储备方式。我国的医疗物资储备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地方医药储备主要由国有大型医药企业来承担。这两级储备基本都采用实物储备形式。在未来，我国有必要结合供应链应急生产周期，将物资储备和产能储备相结合，充分的发挥合同储备和生产储备的作用。

  事实上，在使用合同储备和生产储备方面，我们的祖国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有诸多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配合程度也很高，政府部门可以很方便地和拥有应急资源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或个人签订合同，在应对紧急状况时优先租赁、调用这些单位或个人库存的物资。如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和湖北九州通医药集团在此次疫情初期就起到了合同储备的作用。另外，我国的轻工业发达，人力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较低，工业原材料富足，有诸多完整的医疗资源供应链。因此，生产储备对我国来说也是十分适用的储备手段之一。政府部门可以加强与拥有研发、生产或者转产医疗物资能力的企业合作，并将应急生产周期纳入考虑，来保证紧急状况发生时能最快地增加应急物资供给。相比之下，美国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材料的匮乏和供应链的外移，使得美国无法在供应链上储存口罩等医疗物资。

  考虑到疫情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各地分散采购储备大量关键医疗物资是无效率的，所以在每个市、县建立大型医疗储备仓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疫情的发生有着非常明显的厚尾性，各个地区疫情暴发或者恶化具有正相关关系,将所有医疗物资集中储存在一个地点并不能形成有效的集聚效应，因而将大范围的关键医疗物资集中储存也不是明智的。考虑疫情发展的这些特点以及物流时间成本等，由各省区市集中储备关键医疗资源无疑是一个最为理想的选择。在储存地点的选择上，政府应充分权衡人力成本、物流成本、交通位置等因素，以降低关键医疗物资的维护成本、保证紧急状况的响应时间。

  在调配方面，我们应做到有层次地进行。省内医疗物资调配制度由省一级行政单位来建立，合理分配省内关键医疗资源。跨省级的关键医疗物资转运由国家来确立。中央统一指导，各地区相互协调配合，以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我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几十个州政府各自为政，疫情期间在市场上相互争夺医疗资源。以目前状况来看，在疫情下的美国市场并未促成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中国医疗物资储备和调配体系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采用储备原材料、半成品等方法降低库存维护成本；关注关键医疗资源的元器件采购并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针对不同医疗资源的生产供应特点，使用不相同的储备手段；在一些范围内集中储备关键医疗资源，由省一级行政单位和中央统一调拨。只有更进一步完善医疗物资储备和调配机制，我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未来的危机，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对国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