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6日，埃及货币埃镑，官方汇率暴跌40%，相当于每100埃镑从人民币23元断崖跌至15元，创下历史新低。而这已经是埃及两年来第四次官方汇率暴跌，前三次分别滑落14%、19%和17%，打破全球货币贬值速度纪录。

  消息传回国内。社交平台上，埃及一夜之间被冠名“穷游天堂”“穷鬼乐园”，年轻人摩拳擦掌，分享赚汇率差“打折游”攻略，仿佛奔向票价跳水的迪士尼乐园。

  “特种兵1000元9天4城”“聊聊埃镑暴跌，你薅到的最大羊毛”“钱多得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带大家感受下埃及逆天的物价”……现在，从开罗出发，只需2万多人民币，就可以开启一段跨越15个国家、全程3.9万英里的环球之旅，这让中国驴友们在社交网络上惊叹“埃镑暴跌，助力我环游世界！”

  当今的埃及物价，像是世纪初的中国城乡结合部：可乐，7毛钱；星巴克拿铁，8块钱；草莓，5毛/斤；市内打车，3-4块钱。“五六十块人民币能在埃及的超市买两兜子的东西。”春节期间在埃及旅游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说，他们一行七八人在红海边吃一顿海鲜，不到200块钱。在开罗做生意的四川人老向提到年初时国内飞埃及单程机票1千多块，比去海南划算多了。

  埃及老虎贴，这种受到中国游客喜爱的特产，从500埃镑飙升到1000埃镑。一年前跟随外派的丈夫来埃及生活的中国姑娘武月说不清，这到底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还是游客忽然变多了。总之，她走了四家药店，才找到那头“老虎”。

  变动的汇率让人们不敢刷信用卡——这需要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高菠阳说，官方汇率是国家金融机构所规定的。当本币不贬值，又没有外汇的情况下，人们私下交易就会按照民间认可的黑市汇率。高菠阳在埃及时，按官方汇率，每块人民币只能兑4.3埃镑，但在黑市可以兑到8.5埃镑，高出了将近一倍。

  她参加了一个撒哈拉越野团，当地导游提供换汇服务。团里的几位中国姑娘图省事，都是通过导游按照官方汇率兑换的埃镑。后来团员们才知道，那个导游拿着收来的人民币去了黑市换埃镑，瞬间赚翻倍了。

  这些高收入的导游（有中国人也有埃及人），参透了一些赚钱法则，要么勤劳，要么聪明，要么挣外国游客的钱，反正“没法赚埃及人的钱”。

  国内对“打折游”的热情似乎也过头了。不止一个网友发私信询问武月，我带500块钱去埃及，够吗？

  “我倒不是旅游中介，我只是给个建议，我觉得50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武月回复。

  何雅彤过去是广告从业人，目前是全职妈妈。三年间，她见证了埃及翻了三倍的物价：2020年，跟着埃及老公来开罗定居时，一大盒鸡蛋56埃镑，如今170埃镑；一升牛奶也从16埃镑膨胀到45埃镑。

  何雅彤回忆，2023年夏季后，汇率过山车更跌宕了——人们每天去超市都将收获一个新的菜价。正宗埃及美食所需的番茄、洋葱和大蒜，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嗜甜的埃及人被迫纷纷赶赴超市大批囤积白糖。

  埃及人的服装和日用品大多进口于中国和土耳其。由于涉及国际贸易，其中有的物品更是近十倍地通货膨胀：一件普通卫衣从一百多埃镑轻松涨到近千埃镑。电器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据《中东观察》报道，东芝、Fresh等电器公司已暂停销售3周时间，等待剧变的市场行情报价稳定下来。

  饱腹之外的任何消费行为都令人不安。于是，作为一个精于打算的四川女人，何雅彤采取了跟东芝对应的“悬置”策略：暂停光顾中餐厅，暂停前往中国超市购买火锅底料，等待市场行情报价稳定下来。

  这是开罗重庆火锅店老板，另一个四川人老向在埃及生活的第9年。2015年，初来乍到的老向兑换了人生的第一笔埃镑。那时埃镑还略坚挺，1埃镑能顶近0.6块钱。火锅底料需要从国内转运，好在本地拥有最好的牛肉。开业头两年，埃及牛肉1公斤65埃镑左右。他投资了30万人民币，不到两年就回本了。

  2019年10月，老向转让店铺，回国休假。再回埃及已经是2022年初。隔着疫情，老向发现世界变了：首先，生意难做了——开罗的大街小巷冒出来许多中餐厅；再者，埃镑更不值钱了。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埃镑兑美元汇率为5.9∶1，那时的埃镑比人民币还贵，1埃镑能换人民币1.12元。“阿拉伯之春”后，埃镑的贬值曲线从平缓到加速到断崖，令随埃镑波动逐流的普通人无所适从：2016年11月埃镑兑美元跌至13∶1，跌幅近50%；2022年3月起，贬值势头加速，第一个断崖点发生在2023年6月，在黑市，1埃镑只能换人民币0.17元。到了今年1月底，埃及汇率更是跌入尘埃，每埃镑甚至只值人民币1毛钱了。

  伴随着汇率一路狂跌，本地物价划出了相反的曲线。老向说，现在的物价是疫情前的3、4倍。他火锅店的生命线埃镑。

  博主大刘记录了他认识的埃及外企高管Yousef的遭遇。Yousef月薪2万多埃镑，在当地算是体面——埃及的工薪阶层收入通常在9200埃镑。他的妻子是全职主妇，一家人享受生活，也懂得储蓄以对抗风险，早早为三个孩子存好了读私立大学的费用，这是公立大学学费的一至两倍——中产是幸福的，如果世界是和平的、社会是健康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但在2024年的埃及，现实是通胀看不到尽头，而他们家的银行存款已贬值到连一个孩子的学费都不够了。

  如今工资到手后，Yousef先去采购食材，然后去金店换成2枚金币。他不再去银行存钱。

  何雅彤的当地朋友提及另一个埃及家庭，返贫速度更快。男主人过去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用赚到的美金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沿海干线上换来一套海景房——中产是幸福的，如果对时代走向判断没有重大失误。但是他挑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回埃及，然后，再也找不到过去那样的美好工作了。现在这个三孩家庭卖掉海景房，搬到一处偏僻住所，并将剩余的钱存进银行。他们和遥远中文网络上那些30岁退休、躺平吃利息一族一样，取消所有的娱乐活动，维持着最低的消费水平。

  今年初，一些公司为员工加薪，涨幅500-1000埃镑不等。等人们站在超市价签面前，就会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济于事。另一些公司“降本增效”，先裁员，再将两个人的工作量压缩到一个员工身上。

  火锅店老板老向每个月为埃及服务员支付5000埃镑，折合人民币727.5元。老向想过给他们加薪，但本地人的“毫无勤劳致富思维”拦住了他，一个例证是他每天都要提醒埃及员工擦桌子，“你有一天不说他就不会去做”。

  2月7日，埃及总统塞西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提高了50%，从三月份开始达到每月6000埃及镑（873人民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为帮助最弱势的群体应对马上就要来临的跳水式贬值。

  有人干脆不工作了。“就算你很拼命地工作，也不能带来什么。”何雅彤说。当人们付出成倍的劳动，只能填饱肚子时，敬业精神就会惹人发笑。

  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女性，何雅彤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埃及人对买房毫无热情。她看着身边的一些埃及中产如何错过漫长的投资窗口期，比如她认识的一家人，原本有能力买房，却选择租房，这样每个月能余下一笔钱。当埃及人的财富被施了缩小咒语后，这家人如今降级为合租生活。

  何雅彤的丈夫原先也不理解妻子对房子的执念。那时，他们刚有了孩子。这位谨慎的埃及人担心将一大笔钱投在房子上，风险太大。但何雅彤坚持己见：“我是中国人的思想，我管你那么多，我先要有一个房子。”

  夫妇俩花了200万埃镑拿下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它距离去年新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只有10分钟车程，这是开罗“老钱”所在的区域。

  现在，这套房子价值翻倍，变成了400万埃镑。这位埃及人感激他有一位中国太太。

  闪崩三天后，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军方活动中就货币贬值发表公开讲话，指出埃及人民面临的挑战性经济情况，并不是“他本人或政府做出危险决定的后果”。塞西今年70岁，10年前通过一场血腥军事政变上台，他个头不高，面相敦厚，说话理性温柔，将埃及人今天的处境归因于2020年以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全球和地区事件”，包括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以及最近的以色列加沙战争。

  塞西说，“政府没有通过腐败浪费埃及人民的钱”，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包括饥荒和每年数百万人的损失”。

  最后，总统指出，埃及人应当“努力工作，保持耐心”，并强调这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

  一个多月前，塞西在庆祝警察节72周年活动上说，过去10年，政府在打击方面花费了1200多亿埃镑，但“为了保持稳定，埃及别无选择”。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塞西执政的10年中，埃及武器进口激增，2015-2019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军火买家（之后降为第六），向全球疯狂采买飞机、导弹和军舰。例如以52亿欧元向法国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和1艘护卫舰；以5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4个营的S-300VM防空导弹系统；向美国购买价值3.19亿美元的6938枚反坦克导弹；向荷兰购买7部火控雷达；向德国购买4艘潜艇；向西班牙购买21架C-295运输机；向意大利订购6艘护卫舰、24架M-346教练机、24架台风战斗机、20艘巡逻艇和一颗军事卫星……这些订单导致埃及外汇存底在2022年就只剩下379亿美金。

  而据埃及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2024年2月埃及城市地区的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了35.7%，通胀率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肉类和家禽价格持续上涨了25%，谷物和面包上涨了14.2%，鱼类和海产品上涨11.5%，奶制品、风靡和鸡蛋上涨12.8%，油上涨14.1%，医疗产品、电器和设备上涨17.3%。

  新冠疫情期间，近三分之一的埃及人因贫困而没有办法获得防疫物资和有效的医疗服务。

  在讲话中，总统对埃及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表示感谢，并强调他“从未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怨这样的一种情况”。

  塞西将于4月2日宣誓第三届就任埃及总统，新总统任期为六年，直至2030年。

  去年10月，定居埃及的何雅彤一家计划去一趟沙特阿拉伯。他们临行前去银行兑换美金，吃了闭门羹——人们必须提前几天向银行申请，并出具“充分”理由，旅游显然不在此列。

  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几家大型银行的ATM机更是提醒市民，一次性最大取款限额从8000埃镑降到了4000埃镑（约586人民币）。《中东观察》报道，这是由于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造成的。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达到272亿美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观察到，埃及的酒店、景点售票处随处写着：只限美金。

  本地货币遭到全民排斥，美金的地位则一骑绝尘。街边乞丐们朝着异国面孔挥舞双手时，嘴里喊的也是 “哈比卜（阿拉伯语：亲爱的），one dollar（1美元）!”

  去年11月，由于缺少美元，埃及计划购买的肯尼亚茶叶只能停放在港口。埃及方面甚至提出，希望肯尼亚来看看要哪一些埃及能够生产的东西，“以物易物”。

  “在美元这轮加息的背景下，美元会回流到美国，对于埃及这种外汇体量比较小的经济体影响很大，”高菠阳解释说，“埃及外汇需求量太大，创汇能力太弱，供给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她提到，埃及外汇主要是依靠的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这一两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挫：

  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巨大差额，既劝退了大量海外投资，又让大量埃及侨民放弃官汇结汇，导致去年埃及侨汇收入下降30%；

  埃及拥有高达1897亿美元的外债以及今年需要偿付的422.6亿美元额度；

  再考虑到埃及的粮食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2022年中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地就是埃及——俄乌冲突让小麦和石油的进口价格一路狂飙。

  最终，债务高企、过度依赖进口、贸易下滑和红海危机带来的旅游业衰落共同作用在脆弱的埃及经济，进而传导到脆弱的埃及普通人生活上。

  何雅彤先前听说过，一些中国老板早年就将赚来的埃镑换成人民币或美金，这让他们有底气应对当下的变化。

  疫情前，火锅店老板老向和当地人一样收埃镑，如果客人想支付人民币或美金，按汇率换算就好了。疫情后，他从其他海外同行那儿学到一招：按美金收费，“因为美金基本不贬值”。贬值大势刚抬头时，老向又有了新主意，他开始向开罗其他做中国人生意（比如理发店和民宿）的老板建议：统一按人民币结算。

  “埃及镑是一天不如一天，汇率不断地在变。”老向相信自身的判断。这首先意味着，他不需要每天调整菜单定价，以应对货币贬值；其次，代入中国消费者的眼睛，一盘菜58元，也就是403埃及镑——58看起来总要比403便宜吧。

  “我巴不得汇率暴跌到10，对我而言是划算的，我挣人民币，对吧？”老向不加掩饰地说，此时临近开罗的凌晨1点，他的声音依旧饱满。这是一道数学题，埃镑汇率越跌，他赚的人民币就能换来更多的埃镑。

  武月的感受和老向一致。汇率波动后，那个从不露面的埃及房东点名只收美金。和很多埃及“老钱”一样，武月的房东生活在国外。这套两室三卫、120平方米、带大阳台、隶属于一个独立社区的房子，每月600美金。

  每月初，一笔工资会从上海公司总部打到武月丈夫的银行卡里。“你想我的1块钱人民币搁这边，相当于7块钱。汇率跌的话，我们还能换到更多的埃镑。”

  武月一直想学网球。在国内，一节课300块钱，不舍得。现在，只消十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学习这项“高端运动”。武月说，“夜晚的埃及才是真正的埃及”。白天的灰尘太大，遮蔽了开罗一半的美。她喜欢和朋友找一家好点的餐厅，一边喝点什么，一边欣赏夜幕下的城市。除了每天铺满阳台的黄色灰尘外，武月感到一切都好。

  不是所有中国老板都有幸赚人民币花埃镑，也有倒过来的倒霉蛋：那些在埃及开超市的中国人。他们通常请亲戚不远万里来北非帮忙，包吃包住。他们承包土地，雇佣当地人种植莴笋和冬瓜，商品卖给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埃及人。总之，他们从本地顾客手中赚取越来越便宜的埃镑，再支付看店的亲戚越来越贵的人民币。

  埃及是世界上第二大依赖纸币的国家，至少67%的埃及人没有银行账户。纸币贬值将更多人推向贫困线以下。他们只有当下，没选。《纽约客》记者何伟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一书中提到，经济的困顿让埃及人常常梦回法老时代埃及的丰饶，在一节阿拉伯语课上，何伟学习的教材上有一句话是“埃及被持续掠夺了上千年，但现在依然富足”。

  何雅彤正忙着考察幼儿园。她的结论是，要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必须把他们送去私立学校。普通私校一年学费5万埃镑，顶级私校一年18万；公立学校便宜得多，教学水平约等于“只有一个学籍”。对于月薪只有几千埃镑的埃及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小孩基本是没有书读的”。失学少年中的一员，成了出入于何雅彤家小区的装修学徒。

  和他们一样常见的是埃及大饼，一种类似烧饼的中东主食。高菠阳的手机拍下一幅画面，失学的少年头顶着大筐平稳地行走在拥挤的街道上，筐上堆着累成小山的大饼。在埃及饭店吃饭，餐前一定先上一盘大饼。许多埃及商贩的午餐，也是大饼抹酱或者夹个鸡蛋。

  流行得益于它低廉的价格。在街上，一个市售大饼1埃镑左右，相当于一两毛人民币，而经政府补贴的福利大饼仅0.05埃镑（合人民币不到1分钱），这一价格已几十年不变。在埃及，每天有6500万人（埃及总人口1.11亿）能购买5张福利大饼。为应对贫困，埃及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政府补贴，其中一半是大饼补贴。高菠阳说，一旦涨价，就会政局不稳，发生“大饼暴动”。

  埃及上一次宣布福利大饼涨价是1977年的萨达特政府，引发多个城市乱，数十万人，最终造成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伤、70多人死亡，涨价计划取消。代价过于惨痛，后来的历届政府再无人尝试，物价飞涨，大饼岿然不动。

  总统塞西曾在2022年一家大型食品工业园落成典礼上发表“大饼涨价演说”，“没什么东西能几十年不变”，塞西说。遭到民众反对后，塞西改口“计划暂缓”。不过，从2020年开始，塞西政府就在有计划地缩小福利大饼尺寸，从130克减到110克，又减到了90克。

  何雅彤的丈夫是埃及人，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是埃及镑。人心惶惶时，何雅彤想过找份工作，但是照顾幼儿让她暂时无法脱身。她和丈夫坐在一起讨论出路。泰国或许是一种选择，他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但何雅彤不确定孩子能否适应东南亚的环境和教育；欧美国家，影视行业发达，她丈夫失去了优势，还有无法回避的宗教问题；成都似乎也可以，但何雅彤没有信心。“感觉国内的要求很高。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正式地全职上班了，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可接受我。我不太想冒这个险。”

  最后，这对跨国夫妻达成一致，没有更好的去处。“全球的经济环境都不好，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在埃及，高菠阳和当地人聊天。一些有选择的埃及人正在研究“润学”，计划去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谋出路。其中一位30多岁的埃及男士，会讲英、中和韩三国语言，在中国留学过两年，还有七八年的外贸工作经验。他的中国妻子在杭州做电商的收入，远高于他每月1.2万埃镑的薪水。这位男士辞去了工作，专心带娃。

  另一个埃及老板原本打算做点进口生意，初步计划从中国进口一批OPPO手机。他邀请高菠阳算了一笔账，假设一款手机在中国卖2000元，进口必须走官方汇率，在春节期间结算就是8000多埃镑。暂不考虑运费、关税等附加值，到了埃及市场，8000多埃镑在黑市实际只值1000多块人民币，注定是亏本买卖。这位老板撇嘴摇头，放弃了计划。

  当人们不愿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继续淘金，那么失望最后也会传导到做淘金客生意的老向身上。

  过去两个月，火锅店的收入并不可观，“基本上保得住所有的开支”。老向说：“汇率跌了，人家都赚不到钱了。以前一周来吃两次火锅，现在两周来一次。”

  今年春节前，一些生意人离开了埃及。有人回国找机会，也有人去中东讨生活。老向暂时还没有离开的想法。他感觉在国外做生意，“类似于在国内炒期货，都是没有预兆的事情”。他只好为自己打气，埃及守着一个好位置，人们会出于对金字塔的向往，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注：埃及政府正在尝试处理问题。3月12日，埃及财政部长Mohamed Maai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埃及即将从欧盟获得50亿-60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贷款计划；埃及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从世界银行额外获得30亿美元；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能保证总计2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融资。这将有利于解决埃及的外汇问题。